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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语:“曾广同志成了热带作物专家了，党给你们派来了最好的干部……”
曾广一一兴隆华侨农场的一面旗帜
(记曾广同志在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
集体讨论 陈宇锋执笔
“我愿意到基层去锻炼，考验自己! '
一九五三年春节前，被错误处理而关了十个月监牢的原广东省潮汕专员公署第一任专员、中共潮汕地委副书记曾广被释放出来了。这对他那温存的妻子温美兰来说，当然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尽管丈夫已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了党籍，但毕竟是从监牢里释放出来了。她始终记住丈夫入狱前对他说的话:“美兰，你要管教好孩子们，我们要相信党组织，事情一定会弄清楚的!’’三百个日日夜夜痛苦的煎熬终于过去了，面对回到家里来脸色苍白、两颊颧骨突出的丈夫，温美兰悲喜交集，泪水夺眶而出，说:“好!回来就好了!”她知道，没有必要多说，因为不喜欢诉苦，是自己的丈夫性格特点之一。
现在，她最关心的是丈夫的身体，因为她知道，丈夫患的肺结核病还没有治好。她希望丈夫能在家静养治疗，那怕是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也好。
但是，事实未能使温美兰如愿!
曾广才过着几天清静温馨的家庭生活，组织上就派人找他谈话了。要给他重新安排工作，到广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当办公室主任，征求他本人的意见。曾广听了以后，稍思片刻，提出自己的要求:“我愿意到基层去锻炼，考验自己!”这是一个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已经有十二年党龄的潮汕地区第一任专员的回答里！
消息在广东省人民政府各部门传开了!因为曾广的名字已为大家所熟悉，一九五二年初处理他的时候，登过报，还是新华社发的电文，不但国内轰动，海外侨胞也很关注。
一九五三年初的新中国，一方面，抗美援朝的斗争正在继续加强;另一方面，全国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日报》在这一年的元旦社论中指出:一九五三年将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国家建设包括经济、国防和文化各方面，而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经济建设和总任务就是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
曾广不是不可以到省文教厅去工作，他是有文化的人。他生于一九一二年，广东揭阳县五经富乡人，毕业于当地的道济中学。曾和同乡的青年组织“微浪社”，出版过文艺刊物《微浪》。一九三五年，他在家乡组织“我们书室”，传播进步书刊。一九三六年春，他在本县灰寨树文小学当教师。那一年的年底。他在家乡参加“义勇军”小队组织。一九三七年三月，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他就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了。此后，他历任地下党组织的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等职。一九三九年六月，潮汕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铁蹄之下。曾广，这个年青的地下党员，经受了更艰苦斗争环境的锻炼和严峻考验。一九四二年，他受党组织的派遣，以公开身份到海丰县公平中学任教为掩护，进行地下工作。一九四四年，他回潮汕组织揭阳人民抗日游击队，后任潮揭丰县委书记兼韩江纵队第二支队政委。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他于一九四六年任中共地下组织潮汕特委书记，后任中共潮汕地委书记、潮汕人民抗征队政委，领导解放战争时期潮汕三年的游击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任潮汕专区公署专员，日夜奔波于建政、恢复经济工作。
此刻，他如果去当省文教厅办公室主任，工作一定比以前轻松得多，对于恢复本人身体健康，建立幸福舒适的家庭生活是大有好处的。但他不!这一次对他的处理使他受到委屈，但他知道事情己到这个地步了，多说没有用。他意识到整个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开始，他愿意到更艰苦的生产第一线去，到基层去，让事实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坚定的信念。生机勃勃、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呼唤着他，人民共和国正在以巨人的步伐在前进，想当初自己参加命，不正是为了跟着党，去创造一个独立、富强、繁荣的新中国吗!现在，新中国的建设热潮就摆在面前，自己正应积极投身这个伟大的建设事业，没有必要去计较这个人的得失，革命的道路不会是到处铺满鲜花的，它会有更多的荆棘、泥泞、坎坷，要想得远，看得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自应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胸襟和情怀!
这时，广东省侨务委员会和归国难侨临时处理委员会的领导正在为海南岛兴隆一千多名难侨的组织生产、生活问题发愁。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侨务委员会为了接待安置一批批从马来亚被英国殖民政府驱逐出境的难侨，特地成立归国难侨临时处理委员会(简称难侨处)，专职安置管理归国难侨，这是从中央侨务委员会、广东省侨委会、福建省侨委会和潮汕专区抽调干部组成的机构。中央内务部部长陈其暖兼任归国难侨临时处理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有三名:伍治之(广东省侨委主任)，王汉杰(福建省侨委主任)，还有一位，就是当时任潮汕地区专员的曾广。原来已在汕头接待了几批马来亚归国难侨，后因汕头战备任务繁重，上级决定把这个机构迁到广州，但在海南和汕头都设了难侨分处。接待难侨由难侨处负责，接待归侨由侨委会负责，这是国家侨务工作重要的一环。国家虽然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仍拨专款安置难侨，但还需要加强组织管理。兴隆的难侨鱼需有一个得力的领导干部去加强领导。省难侨处和省侨委已多次向省人民政府要求派出这样的领导干部到兴隆加强工作。此时，曾广提出要求到基层工作，省人事厅的领导同志便请曾广到省人民政府来，当面再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到兴隆工作，他欣然接受。但他提出，在去海南岛之前，先让他到广东万顷沙华侨农场(现珠江华侨机械农场)参观考察，因为那是广东省解放后创办的第一个华侨农场。
“这好办里你和省难侨处说一声就行了。怎么样?家属带不带去?”省人事厅的领导同志表示关切。
“我想现在还是不带去好!不过，我先走一步，他们随后到。”曾广办事一向干脆，这一次，他回答也照样千脆。把家属一起迁到海南岛，表明他决心在那里长期奋战。
“你回去商量决定吧!好不好?总是要妥善安排的，商量好了，就办调动手续，到万顷沙华侨农场参观考察完毕，就走马上任，你是参加革命十多年的同志了，不要有思想负担，相信你到兴隆以后，很快就可以把那里的工作打开一个新的局面!’’省人事厅领导同志也许知道曾广受了委屈。但这不是他个人力所能及的事，也不好明说，只能心照不宣。
曾广接受了任务:到兴隆任副场长。级别:由原来的行政十二级降到十四级。曾广一目了然，十个月的监牢都蹲过了，还在乎这降二级吗里他微笑着，握手告辞。
他泰然地走出省人事厅办公室。
回到家里，妻子听了，不无忧虑地说:
“你四十二岁了，虽说还不老，但也不年青了，而且你的病还没完全好，那里的医疗条件肯定比较差。你的鬼脾气是一干起工作来就不要命，到海南那个地方去，你的身体吃得消吗?再说，这几个孩子还得跟着跑那么远，读书也是一个问题!”
曾广笑着试探:“要不，你们留在这里，我自己一个人去，好不好?”
妻子对他白了一眼，指着他的额头，镇笑地说:“我要是不去，你下班了连白开水都没得喝!”
曾广爽朗大笑。
省难侨处派了文教科副科长汤德奎陪曾广到万顷沙华侨农场参观考察。虽然汤德奎才二十三岁，比曾广小十九岁，但他们两人却一路交谈甚欢。他们用了三天时间，对这个农场的生产、管理制度、分配制度和职工的生活进行比较全面的了解。农历元宵节刚过，省难侨处派出以程天富、叶保晓等四个人组成的调查组，随曾广横渡琼州海峡，登上海南岛。
初到兴隆
海南岛，祖国的第二宝岛，琼崖纵队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地方啊!
但是，海南毕竟是还未被开发的宝岛!曾广一行五人，在海口市海南难侨分处的招待所住了两天，便奔向兴隆。汽车一离开海口市，就在黄泥路上奔跑了，一路尘土飞扬，在琼海县加积镇，还得等待渡船过万泉河。从海日到兴隆这二百一十多公里的路程，花了两天的时间。曾广一行五人到达兴隆，正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七日。
兴隆，位于海南岛东南面万宁县境内。向来疟疾盛行，素有“万宁陵水，有命去，无命回”之说，实乃瘴病之地。从海口到兴隆，除了琼山县县城府城和琼海县县城加积镇之外，一路上有一些水田、旱地，但更多的是未开垦的处女地，成片成片的树林。偶尔有三两间用土坯或石块垒成的小屋，屋顶有的盖瓦，有的盖着茅草。当年的兴隆，只是一个小墟，只有一条狭小的泥路街道，长不过二、三十公尺，街上除了几间当地老百姓的破旧瓦房之外，其他的就是茅草房了。从兴隆西面和南桥东北面的山地两股山溪，在兴隆墟南面的东线公路边会合成河，因而此处名为合口，河流从合口折北而去，到十多公里外的长安拐东，至港北注入南海。当地居民说，解放前这条河没有名字。从兴隆向南约二十公里，是万宁和陵水两县的分界岭，当年琼崖纵队的红色娘子军连就曾在这里与日本侵略军战斗过。由于这一带是游击区，日本鬼子常来征剿掳掠、奸淫妇女，这条河里常有被日本鬼子杀害的游击队员和无辜老百姓的浮尸。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军队也不时到这里敲诈勒索老百姓。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散居在这条河两岸的老百姓受尽凌辱，不少人东奔西逃，致使当地人口锐减，到解放时，兴隆墟周围几公里，只散居着当地老百姓几百人。解放后，劳动人民翻了身，见了天日，因而当地老百姓给这条河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太阳河。
太阳河在兴隆穿过，把兴隆分为河东和河西。早季时，有的河段可涉水而过，一到雨季，河水滔滔，有时甚至漫上岸来。因为无桥，涨水时，在兴隆墟这一段就只能靠竹排和小木船划渡过河。
兴隆墟在河的西岸。因为海南岛东线公路在此通过，沿河而行，北至海口，南至三亚，来往相对方便。选择兴隆作为安置难侨和归侨的基地，是因为这里方圆有几十公里的荒地可以开发，从长远打算，此地大有发展前途。
曾广被任命为农场副场长，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计划中的农场，而实际上还没有成立!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批从马来亚被英国殖民政府驱逐出境的七百二十多名难侨，由省难侨处安置到兴隆，他们是这个基地的第一批居民，省难侨处和海南难侨分处派了陈家廉、吴坤溪等几个年青人带队，并作为先遣队，到这里安营扎寨，进行基地的筹备工作。他们在兴隆墟街道的旁边一片平地上，带领大家搭起茅草房。茅草房里的泥地打上木桩，用小竹条编钉成相对着两排的床，房子中间一条小过道。床位的分配是每人一尺半宽，有家属的，用带来的木箱、皮箱等行李在床位的两旁一迭，就算是墙壁了，夜里，蚊帐一挂，是各自的窝。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又有马来亚难侨二百一十多人，由陈金池带队来到兴隆。此后，又陆陆续续从省侨委安排一些归侨来到兴隆。
当时，国家的经济还很困难，干部也很缺乏，但安置难侨和归侨的工作是非做不可的，中央侨务委员会发给每个难侨zoo万元(旧人民币，当时一万元旧币相当于后来发行的新币一元。为了叙述方便，下文均按新币计算)，作为每个难侨生活和生产费用。这是作为首批拨款，以后还继续以救济金拨款。安顿下来后，大家进行生产劳动，周围荒地有的是，大家集体开荒，然后将开荒出来的土地分给各人种植，收成归个人。实际上就是领取国家的生活救济金，集体开荒，个人生产。
这两批难侨中，一小部分是在马来亚参加抗日、抗英的游击队员;多数是马来亚游击队的同情者，参加过游击队的民运、联络工作;另外，还有少数是在马来亚有刑事问题的。他们被捕后被驱逐出境，回到祖国。当时兴隆的生活条件很困难，靠生活救济金过日子，开荒种植的产品还未见多少成果，一九五二年九月，一场十二级大台风把大家住的茅草房刮倒了，刚种下去的作物也毁了，衣物全泡汤。台风中茅屋倒塌，压死了一个老太婆，还有一个男职工被倒下的木柱打断了腿，不但小孩哭哭啼啼，许多妇女也哭了。台风后，不少人露天住了一个多月。大家又拔茅草、砍树重建茅房栖身。面对如此的生活环境，大家都很不习惯，很多人不安心在兴隆了!大家虽以场员、职工自称，但实际上还没有农场的影子。而这时，附近倒确实有农垦系统办的垦殖场，他们每个职工每月都有三十多元的工资收入，相比之下，经济收入悬殊较大，因而不少人要求离开兴隆，“退场”他去。别的单位招收职工，要有介绍信，想“退场”的人，经常到基地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来，有缠住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有哭哭啼啼的，甚至有大吵大闹、拍台拍桌的。当时有的工作人员不善于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方法简单，有的甚至粗暴，个别干部还说前来办公室吵闹的群众是“鸡蛋碰石头”:因而矛盾更加激化，一时群众思想相当混乱:要更好地做好这一千多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组织他们进行生产劳动，管理好他们的生活，稳定他们的情绪，确实是不容易的。作为一个安置难侨归侨的基地，要如何办好，使它巩固、发展，是到了非加强领导管理不可的时候了里
曾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兴隆的
兴隆基地的干部和难侨归侨们，早些时候就听说上级要派“场长”来，他们在企盼中终于迎来了曾广。
这时，经过一年多的开荒种植，一千多名难侨和归侨己分住在沙田区、古村、南区、北区、合口区和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所在地的中区，合起来的土地面积方圆几公里。各区、队的职工住的基本上还是茅草房的集体宿舍，个别的自己搭有小茅草房，但为数很少。
刚到的第二天，曾广和调查组的同志就召集管理委员会的会议，听大家介绍汇报情况，曾广没有“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的“钦差大臣满天飞”的派头，他坚持多听、多问。开完会后，他坚持多走、多看、多下工地和群众一起劳动，边劳动边谈心。晚上，他常到职工宿舍串门。职工宿舍普遍没有桌子、凳子，用几个树墩或木箱当凳子用，曾广就这样在油灯下和群众促膝谈心，了解大家的困难，听取大家的意见。
曾广明白，做好兴隆这一摊工作，不仅是关系到兴隆这一千多人，关系到兴隆的将来，还关系到对海外广大侨胞的影响。面对着现实。需要深入、耐心、细致的工作。
经过调查研究，曾广和调查组的同志们以及骨干分子认真讨论，得出结论:兴隆当前的问题主要是体制混乱导致管理上的混乱，管理上的混乱又产生分配上的混乱，加上客观条件差，于部少，素质不高，缺乏生产经验和管理组织经验，因而思想上的混乱相当突出。
体制混乱，表现为这里单干不像单干，集体不象集体，国营不象国营，上面没有办农场的经济预算，没有固定资产的投资，生产经营没有核算。这样是难以管理的。按人头每月发放固定的生活救济金，作为短期的临时措施是可以的，但时间长了就不行，因为有干活和没有干活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这就影响了生产劳动的积极性，看来救济金的发放要改变办法才行。但马上改变有困难，因为难侨和归侨中，有少数人还没有养成参加生产劳动的习惯，要先做思想教育工作。眼前，要先从关心群众疾苦入手，首先要改善群众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对有老老少少的家庭更要关心。
曾广从上级拨下为数不多的生产发展基金中拿出一些钱来，买大板锯条、斧头，组织人马伐木。锯成床板，逐步把家家户户的竹条床换成木板床。同时组织发展家庭副业，解决吃菜问题。当时大家习惯把家庭种菜叫做“搞小家档”，曾广就成立一个“小家档”委员会来领导管理这件事，拨出五千元公款作为发展家庭副业费用，重点照顾老少人口多的家庭，供给瓜菜种子和一些必要的生产工具。
难侨曾华和肖英夫妇家里老少共九口，曾华的老母亲病倒在床上，大儿子患慢性病，全身黄肿，肖英自己背上长了大疮，家里穷到连一角钱买盐都没有了，迫不得已提出向公家借钱。当天，曾广就得知这件事，他严肃地批评了有关干部说，群众有这么大的困难，干部理应主动关心。马上交代出纳员亲自送二十元到肖英家里，作为生活补助费。第二天，曾广亲自到肖英家里看望他们一家，以后还经常去看望，问问家里还有什么困难。肖英原来曾有搬家到附近南桥垦殖场的想法。经过这一次，她想到有这么好的领导，也就安心在兴隆了，而且生产劳动更积极主动，后来成为劳模，还作为代表出席全国侨联会议。
曾广坚持一边实践一边总结经验，在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的前提下，着重抓紧发展生产。他提出要扩大种植面积，既向河东地势比较平缓的地带发展，扩大水稻、花生等作物，又向河西山区发展，开拓多种经营。他亲自带领干部爬山涉水，实地察看，在河东确定建立新中区，在河西确定建立山区生产队—牛古田生产队。其时这些地方都是未经开垦的地
带，到处是树林和茅草从、大芒丛，各种毒蛇藏于其中，狐狸、山猪多，它们甚至经常跑下山来进入职工宿舍。山上的山蚂蝗能爬树，它虽没有田里的蚂蝗大，但树上、草丛到处有，一嗅到人身上的汗味，它们就从树上掉下来，或从草丛里钻出来，粘到人的皮肤上，一咬一钻，皮肤就有一个小口，血就不停地流出来，如果它钻到人身上穿的衣服里边甚至裤档里边去，就使你很尴尬了。被它咬过的地方，虽不很痛，但伤口要痒痛好几天，令人难受。曾广为了发展生产，规划兴隆的未来，跑遍兴隆的各个山头，不但察地势，查土质，还找水源，定建立区、队的居民点，经常钻树林、穿草从，饱尝了山蚂蝗袭击的滋味。
当年和他爬山涉水的干部、职工都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出门下工地、翻山越岭，手上总是持着一根树棍，一条潮州水布，有时绑在腰间，有时搭在肩上，太阳猛了，便把水布扎在头顶。烈日当空，行军水壶的水喝完了，便砍山藤取水解渴，他还懂得识别山上那些野果可以吃。随行的干部、职工问他怎么知道山藤可以取水解渴，又怎么懂得那么多野果。他说，过去打游击在山里住、吃，艰苦的环境逼使游击队员要多想办法啊!
在提出扩大种植面积的同时，曾广考虑新的生产分配办法。以前发放生活救济金每月每个大人十元，小孩八元，但有的职工领了生活救济金却出勤不高，有的甚至不做工，这种办法不利于生产。他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让大家讨论，最后决定改为“按日付酬”的分配办法，每个劳动日工资五角钱，确实因病不能出工以及家里老少多的，另定救济补助的办法，这样奖勤罚懒，大大调动了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掀起了生产高潮。
兴隆混乱的局面己开始扭转了!
大力发展生产—开荒
兴隆这个难侨归侨安置基地，开头是一个事业单位，干部领国家发的工资，群众领国家发的生活救济金。在接待安置难侨和归侨的初期工作中，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不是长远之计，因为国家不可能长期把难侨归侨的生活包下来，更何况这么一点生活救济金，也谈不上提高生活水平。因而，曾广认定必须大力发展生产，也只有大力发展生产，才能使现有在兴隆的难侨归侨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安下心来，为国家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开荒，大力发展生产!曾广下定了决心。领导生产，已有一批得力的骨干;调查组留下来的生产技术干部叶保晓，领导“小家档”委员会的吴坤溪;两三年来锻炼培养出来的一批难侨归侨骨干如:杜考清、蔡钦、陈金池、吴德旺、陈生、李亚凌、林长安、蔡芳、李生、邬观水、陈兰、林观水、罗月群、陈宝葵、潘林、叶其祥、邢杰夫、肖国良、温扬隆，他们组成了各生产区、队的核心力量，在他们的带领下，还有一批批的生产能手和积极分子，这是进一步扩大开荒面积的很有利的人才条件，现在的问题就是把大家进一步组织起来，向荒山荒地进军!
曾广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进行大开荒的动员，吹响了进军的号角!
办公室的工作进一步加强，一九五三年九月来兴隆任文教科长的汤德奎，被任为办公室主任兼人事科长。
整个工作坚持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前提下面向生产。
曾广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他坚持深入生产工地。大开荒烧芭之后，发动群众大面积点播早谷，他亲自布置、检查。各区、队开辟水田种植水稻，他检查生产时，经常亲自下水田教大家播种、育苗、拔秧、用手指分秧苗，给大家讲插秧的规格，做插秧的示范动作。在水田劳动时，他简直就象一个来自潮汕平原的老农。
有一次，沙田区的队长甘杰在犁田，曾广刚好路过那里，他亲自下田去犁田，他那犁田的熟练动作，使甘杰感到惊奇。事后，甘杰逢人就说:“想不到曾场长还这么会犁田呢!”曾广经常下田检查耙田的质量，弯下腰，用手深探到水田的泥层里，摸摸搅搅，如果发现还有成块成团的泥巴，他就会指出这田耙得不细。
为了推行水稻插秧搞劳动定额的办法。曾广亲自下田插秧，摸清并决定了合理的定额。水稻发生病虫害时，他和干部职工一起讨论除虫灭害的具体措施，并亲自下田除虫。
大家都说:“曾场长也是兴隆的开荒牛!”
为了把好兴隆这个安置难侨归侨基地生产发展方向的大关，曾广提出生产经营的方针—以种植长期作物为主，以短养长，长短结合，多种经营并举。他还提出“争取粮食自给”的口号，并指出，根据兴隆当前的实际情况，长期作物指的就是咖啡、胡椒、剑麻，短期作物主要是指香茅。
在此之前，已种下一些咖啡，有了更多的种子，便育苗在各区扩种。
为了种植剑麻，培育种苗，兴隆向县政府争取在离兴隆十四公里的长安乡要了一块荒地。当时不但海南岛推广种植剑麻，连雷州半岛也推广种植剑麻，因而需要大量种苗。兴隆在长安乡的这块剑麻种苗地，不但为自己提供种苗，还可对外出售种苗，争取一些经济收入。当曾广知道负责此事的部观水要步行往返于兴隆和长安之间时，立刻要邹观水骑当时办公室唯一的一部自行车去检查生产。曾广关心生产、关心职工干部，这只是其中一件小事，事隔四十年，乌a观水虽己离休，但至今谈到这件事，还很感动。
开始种植香茅时，成活率不高。曾广深入工地，在香茅地里仔细观察，反复琢磨，发现香茅种植后往往还没有发芽就干枯死掉。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采取种植时洞穴施放泥浆的办法，这样能保持水分，终于把香茅种活了。到收割香茅时，曾广视察生产时发现职工割香茅往往不是割太低伤害根部，就是割太高造成浪费，他及时提出在离香茅头两公分的地方开割，而且要割得整齐，不要浪费，做到丰产丰收。
香茅厂投产的开头，曾广亲自到海南外贸局联系解决销售香茅油问题，有时产品还来不及运去，影响发放工资，他又亲自到海南外贸局要求预借款项来发放工资。
为了兴隆的稳定和发展，曾广全力以赴，而且也确实等到妻子温美兰来到兴隆以后，他下班回到家了，才有常备的热开水可以冲潮州功夫茶。
他到各生产区检查生产，深入生产队的田头、山地、实地察看，经常因迟回区部，耽误吃饭的时间，遇上集体食堂的菜卖完了，就到小卖部买几根小萝卜干，找个树荫底下一蹲，一顿饭很快就吃完了。
有一次，杜考清有事晚上去找曾广，见曾广在家里煮打针用的针头和针筒，感到奇怪，问这是干什么?曾广说是自己给自己打针，因为他患的肺结核病还没有完全治好。这使年青的杜考清顿时喉头一硬，眼眶湿了，因为曾广到兴隆来了好几个月，关心群众，关心生产，整天东奔西跑，但大家却不知道他是带病工作的。
曾广是十四级干部，他不但平时在兴隆生活俭朴，就是出差到海口，也很节俭，吃饭是在小街小巷的小摊吃，住的是小旅店。衣着也简单，冬天总是一件褪了色的棉衣;热大则穿普通布衬衣。不少当年的归侨干部说:“那时，我们刚从海外回来不久，穿的衣服比曾场长像样得多户
在曾广的带领下，兴隆的大开荒生产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兴隆华侨集体农庄的诞生
为了适应兴隆生产发展新的形势的需要，必须把难侨和归侨们进一步组织起来。
自从一九五一年十月第一批从马来亚归国难侨到兴隆以来，两年己经过去了，大家虽自称职工，把曾广叫做场长，但实际上则还是“集体开荒，个体生产”
自从改为“按日付酬”的分配办法后，大大调动了场员们的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一九五三年的年底，根据生产发展新形势的需要，曾广组织干部和积极分子们讨论如何进一步把群众组织起来的问题。这次的讨论相当热烈，当时，全国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已经结束，广东省虽属新解放的地区，但农业互助社、合作社等农村生产组织形式己普遍出现。讨论中有两种意见，到底是要办农业合作社，还是办苏联式的集体农庄，因为兴隆的难侨归侨们普遍都看过苏联一部描写集体农庄的影片《幸福的生活》，讨论时很多人主张办集体农庄。可是苏联的集体农庄如何组织和管理，没有资料，无从讨论。大家想起东北著名的星火农庄，汤德奎等人找来介绍星火农庄的小册子，读给大家听，引起更热烈地讨论。
松江省(旧省名，一九五四年撤销，并入黑龙江省)桦川县的星火农庄，是中国的第一个集体农庄，成立于一九五一年。它的主要特点是采用“评分记工制”，农产品按各人的工分分配，做工多就多分配，农庄从生产收入中提取一定的公积金，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兴办农庄的小手工业、为农庄庄员盖房子、办托儿所等集体福利事业。第一年，星火农庄便取得显著成绩，在全国出了名，引起普遍的关注。
在这次讨论之后，曾广不失时机地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讨论这个问题，代表们畅所欲言，商讨、质疑、争论、衡量利弊得失，走集体化道路的意见占了上风，最后通过决议，成立集体农庄。经请示上级批准，同意正式成立兴隆华侨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最高领导机构是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的理事会，曾广被任命为集体农庄主席，第一届理事会的成员有曾广、汤德奎、吴坤溪、肖国良、沈佩姜、钟大英、陈宝葵、杜考清等人。
兴隆华侨集体农庄的成立，表明了已经把难侨和归侨们进一步地组织起来了，对绝大部分难侨、归侨起着很大的鼓舞作用。当时在河东新民队的单干户们还特地派出章沙红、曾兴为代表，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表示他们集体愿意加入集体农庄，引起代表们的热烈掌声。
许多干部、职工高兴地说:“曾场长来了，我们就有了龙头!”
集体农庄的成立，对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不久，一个劳动日的工资从五角钱提高到七角钱，大家的生活得到改善，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更高。随着生产的发展，工分值逐步提高。
兴隆开始种植胡椒是章沙红在古村当队长后的事。开头，在场外单干的一位姓王的归侨，自己育有胡椒苗，送给章沙红他们五十株亩，但后来证实这些是山佬叶苗。之后，有个归侨场员，在海口得到四十株真正的胡椒苗，带回农场北区作业区种植，四十株苗后来死剩八株，就从八株几年间繁殖到二十亩。这就是农场的第一代胡椒园。曾广关心胡椒种苗的引进，常到胡椒园来，从中也向种植胡椒的职工学到管理胡椒的经验，获得胡椒种苗的选择、插条、用肥、绑蔓、留花等生产知识。一九六0年二月周恩来总理到农场视察，曾参观了这个第一代胡椒园，并在田间里和一群归侨子女红领巾学生一同合影留念。
后来胡椒的种植在农场各生产区普遍推开，最初的种苗都来自北区这个第一代胡椒园。
一九五四年四月四日，集体农庄成立第一支青年突击队。这支三十二人组成的青年突击队，队长是陈云南，副队长尤鉴。青年突击队作为开发河东片的先锋队，从合口香茅厂开公路至新中区，进而把公路开到新民队，又挺进至新成立的五区区部(现六区区部)，为河东片的开发立下了汗马功劳。
差不多与此同时，集体农庄还成立了山工队，向河西的山区进发。山工队专门负责伐木，为职工锯床板，为农庄的基建和职工生活用木材服务。接着，火锯厂也建立起来了。
在“集体开荒，个体生产”时期，兴隆地区疟疾横行。开头，一有患疟疾的病号，就要用担架抬到县城医院，二十三公里的路程，是非常艰辛的。后来在兴隆街道成立了兴隆第一个卫生所。集体农庄成立后，正式建立兴隆医院。从第一个卫生所成立到建立兴隆医院，一直在兴隆为职工服务到年老离退休的当年第一批医务人员有韩觉民、陈天意、陈桂年、邬立安、温仲汉、王金草、张陈彩等。
一九五四这一年，新成立的兴隆华侨集体农庄经受了两场大台风的严峻考验。危难时刻方见英雄本色，正是在全力领导群众抗灾的斗争中，使曾广和兴隆的难侨和归侨们建立了更加亲密的战斗情谊。
这一年五月初，有一天下半夜，台风突然袭击兴隆。因为当时还没有天气预报，大家都没有准备。台风一到，曾广就带领干部组织起来，分头到各生产区的群众一起抗风，关心老人和小孩的安全。呼啸的狂风夹带着连续下了几个钟头的特大暴雨，在大水中奋力将老人小孩转移到高地，抢救群众财产。接着，大水将一排排茅草房冲走。各生产区地势较低的居民点也被大水浸淹。这次大水使职工财物遭受严重损失，农作物也受到很大的破坏。据世代居住在本地一些老人说，这次暴雨和水灾，是近三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灾后，曾广果断地提出一个响亮的战斗口号—生产自救!他和干部们全力以赴投入灾后恢复生产和帮助职工解决生活困难的工作。
吸收大水灾的教训，灾后重建的房屋都尽可能选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建筑。
五月份大水灾的灾痕还没有完全消灭，这一年的十月份，兴隆又遭受一次大台风大暴雨的袭击，这一次的暴雨比五月份更大，山洪爆发，太阳河水暴涨，来势凶猛，造成兴隆地区更大的水灾，水位高于国防公路两三公尺，连建筑在兴隆墟坡地上的大仓库也被大水所浸。这次大水，使兴隆的农作物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失，连饲养的大猪小猪也被冲走不少。水退之后，整个兴隆地区满目疮痰!集体农庄成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连遭两次大台风大水灾的破坏，全体干部职工艰辛劳动的成果和职工个人财物受到严重破坏损失，人们的心里感到阵阵辛酸和凄楚!在这次大水中，木工场职工蔡南记为抢救大原木光荣牺牲。有两位职工涂春童和杨九妹从合口队冒着暴雨，沿着己浸水的国防公路奔向兴隆，想参加抢救仓库，在途中被大水卷走淹死，以身殉职。当时已到了兴隆华侨集体农庄的另一位领导干部陈武英和曾广一起，为这些死难的职工主持追悼会，亲自为他们扛棺材送葬，带孝，并号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坚持生产自救!为了稳定群众情绪，集体农庄理事会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来解决群众生活的困难，从公积金中提取一部分款项，加上省和海南区拨下的灾后救济金和救挤物资，给职工们特别是家庭人口多的职工普遍发放了生活救济补助金，以解燃眉之急，并集中力量重建职工茅草宿舍，因为紧接着天气就要转冷了，时间就是命令!一方面，还组织力量进行灾后恢复生产的工作。
曾广教育干部，明确指出:群众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并提出，在近期内要实现供应整个集体农庄每人每天一斤蔬菜，二两肉，改善群众生活，而且定出为实现这个任务所必需采取的具体措施。虽然这个标准并不高，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已使群众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舞!群众看到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而是看到了更可贵的关心群众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里于部职工们深受感动。职工们说:“有这样的领导，我们兴隆就有希望!”“有这样的场长，我们放心！”
兴隆华侨集体农庄，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更显示了集体化道路的威力和它的强劲优越性!
他仍然是党的好儿子
曾广虽然在一九五二年被开除党籍，但他在此之后，仍然坚持按一个共产党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知道自己是被错误处理的，他也知道，在当时，这不是个人所能改变的错误决定。但他深信历史是公正的!一个人的历史，是由自己的言论和行为写成的，别人写的一切不实之词，最后还是经不起历史的考验的，错误的结论，那怕盖棺了也未必论定!曾广是一个有较丰富历史知识的人、他对此心中有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当然，错误的处理是令人难堪的，但作为个人，不必多去计较。他到兴隆工作之后，从不轻易向别人提及一九五二年个人的经历，而是全心全意投入新的工作。当年和他一起在兴隆奋战的干部都一致公认，他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非常坚定的。因而，他给兴隆的干部、职工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回到兴隆探望当年的战友和职工时，到温泉招待所看望他的干部职工络绎不绝，他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摧残，致使丧失了一些记忆力，但他对兴隆的老同志思念之情溢于言表，有的同志的姓名他想不起来了，他用笔记本一个个地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和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娓娓交谈，许多人对此情景强忍眼泪，当离开老场长的住房时，便忍不住潜然泪下，可见人们对他感情之深切，对他怀念之永久。人们对他的艰苦朴素、深入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关心群众疾苦、平易近人、发扬民主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以及个人的品格，给予崇高的评价。
到兴隆后，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自然灾害(风灾、水灾、旱灾、疟疾流行)和相当困难的客观条件，曾广热情投入工作，始终斗志昂扬，但又沉着应战，耐心细致地做好干部、职工的思想教育工作。凡有大事，一定和干部、群众商量。他反复教育干部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两者不可偏废。而他本人为此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在他任上，每次的职工代表大会，都充分发扬民主。他不但善于听取积极分子的意见，而且善于听取后进群众的意见，每次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他都要在每个生产区特邀大家普遍认为“难搞”的代表人物参加。他对干部说，这样的人物，他们代表了这部分群众的意见，他们来参加讨论集体的大事，我们听听他们的意见很有好处，可以让我们更了解他们的想法，这样不是更可以做好对他们的教育说服工作吗?更何况他们有的意见也是好意见、好建议。他们来参加职工代表大会，有光荣感，感到自己真正是集体农庄的主人翁，也就加强了他们的责任感。他们开完职工代表大会，将大会的精神带回去，在他们这部分群众中宣传、贯彻、做工作，其效果往往比我们去做工作更有成效。实践证明，曾广的看法和做法是正确的。
曾广不但善于做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思想工作，而且善于做后进群众的思想工作。有的人到办公室来找他，开始气冲冲，或者甚至气势汹汹，但每次曾广都很热情有礼貌地接待，首先请坐，倒一杯开水端到来人的面前，然后坐下，听对方说话。他一定坚持让对方把话说完，对方谈完了，他还要有礼貌地问:“你谈完了吗?”得到对方的肯定回答后，他才发表自己的意见，耐心解释，或说服教育。这样的群众，几乎每次来时满肚子火，等到要走时，便思想轻松愉快，或甚至有了笑容。不少这一类职工或火气比较大的干部说:“在曾场长面前，你想发火都发不起来!’’许许多多当时不安心在兴隆的职工，经过曾广的教育鼓励
之后，安下心来，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有不少人后来成为骨干分子和先进人物。
干部做错了事，他不是先批评一顿，而是耐心启发，说明利害关系，使对方产生一种要改正错误、补救造成的损失的愿望。如当时合口生产队队长，安排职工开荒时，把一些生长在坡度大、不该砍伐的树木也砍了，曾广检查生产时发现了，找这位队长，说明这样做会造成水土流失的危害性。这位队长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心理很难过，以后等到下雨时，亲自带了一些职工去种上苦棘树。
曾广对群众的关心无微不至。一九五四年，李亚凌和几个同志作为归难侨代表要到广州开会，李亚凌到曾广家里告别时，曾广见他赤着脚，便问他:“你没有鞋子穿吗?”李亚凌不作声，曾广便马上对爱人温美兰说:“老温，找一双我的鞋来，给老李试试看!”温美兰二话没说，把鞋找来送到李亚凌脚下，李亚凌一穿，正合适。曾广和温美兰看了，高兴地笑起来。
有一次，温美兰买了一些荔枝回家给曾广吃，曾广看到荔枝，想起办公室有一个女干部怀孕，反应得厉害，他叫温美兰送些荔枝到那个女干部宿舍去，说这东西怀孕的女同志喜欢吃。曾广常上山检查生产，有几次还特地在山上采了一些野生的荔枝回来送给这位怀孕的女干部。如今，这位女干部的孙子都读中学了，但她对这件事还念念不忘。
集体农庄的山工队队员们，长年吃住在山上，生活相当艰苦，但他们的工资也比一般职工高出很多倍，在职工中反应比较强烈，经有关科室研究后，认定原来的劳动定额确有不妥，对他们的工资作了相应调整。由于思想工作做得不够，引起山工队队员的不满，他们全部下山，把拉原木的几条牛也牵下山来，绑在集体农庄办公室前的树上。曾广得悉此事后，马上和他们开会，听取他们的意见，进行说服教育。结果，第二天他们就牵着牛全部上山开工。
为了解决职工住宿问题和兴建公共设施，需要有一支基建队伍，但如果请外面的施工队伍，集体农庄的经济是无法承受的，因此决定自力更生，基建队伍的人员从集体农庄的职工中挑选，而且砖瓦厂、石灰厂也相继建立了，人员也都从职工中挑选。可想而知，一支临时组织起来的基建队，没有技术员，更说不上有工程师，他们建造起来的房子，在质量上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职工代表大会上，基建队受到众多代表的批评和责难，有的代表甚至提出要解散基建队。基建队的代表在会上灰溜溜的，默不作声，但心里有说不出的苦衷。曾广出来讲话了，他在大会上问全体代表:“假如我们是做母亲的，会不会因为儿子是癫痢头而丢弃他呢?虽然是癫痢头，但是儿子还是自己的好!”简单的几句话，代表们全被说服了。基建队的同志们受到了鼓舞，振奋起精神，努力提高基建质量，先后完成了大批职工宿舍、食堂和公家仓库等基建任务，而且质量也令人比较满意。
曾广提出的生产经营方针和生产自救的口号，得到集体农庄全体干部职工的拥护、支持和积极地贯彻执行，使集体农庄不断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稳步上升。各生产区、队的职工逐步搬进了砖瓦房，工资收入也逐步提高。
兴隆华侨农场正式成立
五十年代初期，海外侨胞向往新中国，归国侨胞人数迅速增加，其中不少人放弃自己在海外较优裕的生活，回来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有大量的青年学生回国升学，整个侨务工作生机勃勃。为了进一步做好安置归侨的工作，原来的兴隆集体农庄己经显得不能适应侨务工作发展的形势，加上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己掀起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因而，把兴隆集体农庄这个集体所有制单位推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已成为势在必行。在上级领导部门的同意下，曾广不失时机地引导干部、职工讨论把集体农庄改为国营农场的问题，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
当时，有一部分认为，辛辛苦苦干了几年创造出来的集体物质财富，如果成立国营农场，集体的财富就全变成国家的财富了，觉得不合算。有的人提出，国家应该拿出一些钱来作为给集体农庄职工的补偿。在这个历史性的转折关头，有各种不同想法，这也是正常的。场长刘志远和曾广耐心地向职工代表说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优越性，激发干部、职工的工人阶级做国家主人翁的精神，提高思想觉悟。经过充分讨论，绝大部分代表赞成成立国营华侨农场。与此同时，曾广及时提出给予集体农庄的职工适当经济补偿的办法，成立“清算劳动日小组”，对集体农庄成立以来职工参加实际劳动进行补偿，这
个小组认真结算，公榜两下三上。这一措施对做好职工的思想教育工作很大帮助，使集体农庄转为国营农场的工作得到更顺利地进行。
一九五六年九月一日，经上级批准，国营兴隆华侨农场正式建立，刘志远和曾广、詹力之分别被任命为场长和副场长。
不久，根据曾广经过严肃认真考虑后提出的申请，农场党支部讨论他重新入党的问题，刘志远和汤德奎是他重新入党的介绍人，得到多数党员的赞成支持，党支部同意曾广重新入党，又经过海南区党委、广东省侨委党组作出意见，报请广东省委批准。
曾广，在组织上终于又回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实现了他多年来希望回到党的组织中来的愿望r但可以这么说，自从I937年3月入党以来，他在思想上从来没有离开过党组织，因为他始终都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不必讳言，由于1852年对他错误处分，使有的人不免对他有不同的看法，这在他的心灵上长期蒙上了阴影。也正是因为那次的错误处分，所以他在兴隆工作期间，挂的总是副职，但他对此从不计较。
兴隆华侨农场成立后，曾广更意气风发，大力主张继续向山区开发，农场各项事业也都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但在生产上得到令人兴奋的成绩，而且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也有了可喜的成绩，第一所职工子弟中学在一九五六年秋季正式建立，汤德奎兼任建校委员会主任。为了活跃和丰富职工的文化娱乐生活，农场成立了业余文工团，章沙红被任命为文工团团长。
经过几年的艰辛创业，过去的瘴病之地，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一大片一大片的稻田和咖啡、胡椒园，一坡又一坡的香茅、剑麻;太阳河两岸，一幢幢砖瓦房相继出现，学校里萃萃学子书声琅琅;每当周末，在场部广场或有文艺节目演出，或有集体舞会。兴隆华侨农场，不但己成为初具规模的安置归侨的基地，而且，按照当时海南区党委书记林李明的说法，她已成为“宝岛明珠”！
这是国家和兴隆的第一代归难侨创业者艰辛奋斗的结果，其中，也倾注了曾广的心血和汗水！曾广在兴隆的四年，是艰苦创业、奋力开拓的四年，也是他个人经历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四年，在这里，他渡过了我们年青的人民共和国光辉的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的头四年，尽管他遭受了重大的精神打击，但他以赤诚之心和坚决的行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了功勋，成为兴隆人心中的丰碑!
一九五七年初，曾广奉命调到海南区热作处工作，在兴隆华侨农场第一代创业者们湿润的眼光和强劲的握别中，他得到了无比的温暖和巨大的满足。在心潮起伏、依依惜别中，曾广，这个党的忠实儿子，兴隆华侨农场难侨和归侨的贴心人，兴隆人真正的公仆，踏上了新的征途!
1993年9月22日
【附注】:
1、这篇纪念曾广同志的文章，是经过汤德奎同志主持三次农场离退休干部座谈会，根据大家的回忆，记录整理而成的。这不仅是写曾广同志，也是一份有关兴隆华侨农场创业初期很有价值的史料，它实际上是集体的作品。
2、关于兴隆华侨集体农庄建立的日期，是根据参加座谈会大部分同志的回忆记录的。
3、本文原载1994年12月中共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编辑出版的《无私的奉献—曾广同志纪念文集》。此次转载，经陈宇锋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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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兴隆茶店转载自校友联谊简讯（2011，13期）
感谢阳光叔叔提供的校友联谊简讯，本文由图片文档转换为文字，可能会出现错字。 | 
发表于 2011-12-16 18:52:19
发表于 2011-12-19 12:32:00
